职官地理文学解读李谔上书正文体的三重视野

隋代李谔《上书正文体》一文①原文载《隋书·李谔传》，无题名，宋《文苑英华》、明《四六法海》等题《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宋《四六标准》、明《隋文记》、清《古文渊鉴》《古文雅正》等题《论文体书》，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题《上书正文体》，今人多从后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对于其主题的认识，现代学者颇有分歧。或者将其置于文学观念复古的脉络之中，如郭绍虞认为“李谔所论固启唐代古文家的先声”②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7页。，罗根泽亦将“李谔王通的攻击六朝文”视为“早期的古文论”③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81-482页。；或者将其视为梁代裴子野《雕虫论》的后继，认为他们皆否定魏晋南朝以来的文学发展，对齐梁绮靡文风的批评，表现出强调政治教化而轻视文学审美的倾向。对于这二种意见，钱钟书曾有批评云：“或许李谔为唐人‘古文’拥帚清道，固迂远而阔事情，又取此《书》与梁裴子野《雕虫论》齐称，亦拟不于伦。裴所重在作诗而不在文，且只陈流弊，未筹方策；李则昌言‘弃绝华绮’，‘职当纠察’。拿破仑主法国时，尝以文学不盛而申斥内务部长；使李所请见诸施行，‘公私文翰’，概归‘宪司’，‘外州远县’，‘普加搜访’，御史台而主辖词馆文林，搜幽剔隐，无远勿届，便略同拿破仑之内务部矣。”④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3-1554页。钱钟书指出李谔上书的本质是以文字狱的手段来控制文学，应当是抓住了要害。“御史台而主辖词馆文林”是否越俎代庖，最好在隋代的历史语境中去了解。李谔上书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从中可以管窥隋朝立国之初政治与文学之间以及南北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可作为这一过渡王朝的文化标本。因此，本文尝试回到历史之中，结合李谔的生平，从职官制度、历史地理、文学观念三个视角解读《上书正文体》，探索其思想主题，揭示其在南北融合时期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一、“御史台而主辖词馆文林”

据《隋书·李谔传》，李谔族出赵郡李氏，曾仕齐为中书舍人(六品)；北齐灭亡后入周，拜天官都上士(正三命，相当于七品)；隋文帝即位，历比部、考功二曹侍郎(皆六品)，赐爵南和伯，迁治书侍御史(从五品)，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三品至四品)，后三岁卒官。在其仕宦经历中，治书侍御史是最为重要的官职。从品阶来看，这一官职并不高，对李谔而言属于正常升迁，但由于其纠弹百官的权力，事实上成了李谔一生最受荣宠的职位。这一职位的获得，与杨坚的恩遇不无关系。本传言李谔入周后，“见高祖有奇表，深自结纳。及高祖为丞相，甚见亲待”，又言其迁治书侍御史后，隋文帝谓群臣曰：“朕昔为大司马，每求外职，李谔陈十二策，苦劝不许，朕遂决意在内。今此事业，谔之力也。”①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3页。可见作为北齐士人的李谔，亡国不久即趋附杨坚，充当了新朝佐命功臣的角色。按北周采用《周礼》六官制度，大司马为夏官府首领，总掌军政，周宣帝即位，杨坚以后父为大司马；大冢宰为天官府首领，“所属除御正纳言以外，不出禁卫掖庭饮食衣服诸掌”②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页。，但宇文护以五府总于天官，使其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掌权者，杨坚以大丞相秉政，大象二年十月复自加大冢宰，亦总领五府，为其禅位作准备。李谔北周时任天官都上士，当杨坚为夏官府大司马时，苦谏其不赴外职，促成了政归杨隋的政治格局；后又直接听命于天官府大冢宰杨坚，成为佐命功臣集团的重要分子。为了犒赏李谔的佐命之功，隋文帝即位后，李谔先是任职于尚书省的比部、考功二曹，后即迁官至治书侍御史，并由皇帝直接宣布其任此要职的政治资本，主要是为了说明关陇权贵。隋文帝时期，在御史大夫、治书侍御史等御史台上层官员之中，李谔是唯一的齐人。

治书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副职。《隋书·百官志》记开皇官制云：“御史台，大夫一人，治书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内侍御史、监察御史，各十二人，录事二人。”③魏徵等：《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75页。与前代相比，其设官及员额稍近于北齐而稍远于萧梁。从表面来看，主要区别一是改官职名号，如改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改殿中侍御史为殿内侍御史(二者皆因避隋文帝父讳)，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二是裁撤符节署，改隶门下省，称符玺局。然而实质上最大的变化却在治书侍御史。因御史大夫名号较尊，曾为汉代三公之一，故开皇年间多由三省长官兼任，而作为副职的治书侍御史，监察职责便明显提升，“台中簿领，悉以主之”④杜佑：《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67页。，代替了南北朝时御史中丞的角色，成为御史台事实上的行政长官。隋文帝实行中央集权，为了控制百官，赋予了御史台更为独立的监察权力，譬如将掌管皇帝印玺的符节署改隶门下省，又如废止北魏以来御史台长官任命属官的制度而由吏部选用，但御史之职仍然保留了皇帝亲信的性质，“仍依旧入直禁中”⑤魏徵等：《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75页。隋炀帝大业三年废此制，同书同卷云：“开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罢其制。”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96页。，是皇帝的近侍之臣。李谔正是以佐命之臣而成为入直禁中的治书侍御史，且掌握了与南北朝时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相当的权力。当然，以二人同任其职，也见出分权以使其互相牵制的用心。至隋炀帝时期，御史大夫逐渐恢复了专任，且用南方人，如曾出仕陈朝的裴蕴，大业中期之后任御史大夫，独揽司职权，与苏威、字文述、裴矩、虞世基等并称“五贵”。作为副职的治书侍御史，其权力自然便萎缩了。李谔任职的开皇年间，正是治书侍御主执御史台政事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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